各种既往的戏剧艺术研究可谓夥矣，而且角度各异、众说纷纭。但多数的研究终因各种局限而使人兴发“不识庐山真面目”的感叹。新近出版的《中国戏剧艺术论》一书，却给我们一种“走出庐山”的感觉，作者傅谨，文艺学博士，从80年代初即致力于文艺学、美学研究，并已有多种专著出版。由于研究者不仅熟知古典戏曲，而且对“大戏剧”也浸淫日久，加之深厚的美学素养以及较强的透析能力，从而使得其研究具备了浑括、深刻、灵脱的特点，与诸多“隔靴搔痒”、四平八稳的老生常谈相比也就更具原创性和冲击力。
就古代戏剧研究而言，学术界历来有两“重”两“轻”，一是重戏曲而轻戏剧。从时段上讲，对戏曲形成以后，即宋元以降的研究明显占优。从戏剧形态上看，对成熟的戏剧形式，即主流戏剧形态的研究也远远超出非主流的“泛戏剧”的研究，研究者的视角因而受到多重限制。《中国戏剧艺术论》将研究对象确定为“剧”，就时段言，则上自戏剧发生的远古，下到“西剧”输入的清、近，可谓融通古今。就形态论，则杂剧、南戏、传奇、花部、京剧、话剧以至院本、百戏、俳优等，堪称包罗万象。这样也就避免了“身在此山”言“庐山”的局限，很容易在宏阔的视角下得到精到的结论。学术界的另一流弊是“重文学”而“轻舞台”，以至以往的戏剧史几乎被写成了戏剧文学史，而对戏剧艺术的研究，由于忽略了“舞台性”，许多问题的探讨总使人有“隔靴搔痒”的感觉，难以触及戏剧艺术的本质。这一点在傅著中也得到了“疗救”。由于作者具备“淹通”的研究素质，所以往往能从戏剧艺术独特的“舞台性”出发，并借助“大戏剧”的背景，对许多问题提出较新的见解，尤其是有关“装扮”的论述以及戏剧音乐对戏剧“体式”的影响一节（分见该书第一章第二节“装扮的艺术”和第四节“音乐的特殊地位”），尤见新异，发人深思。
由于作者多年来一直浸淫于戏剧理论和戏剧美学的相关研究，所以，其论著也就更为明显地表现出深刻的透析能力和较强的理论色彩，因而也就走出我国戏剧研究向来重经验、轻理论，重感性、轻理性的研究传统。作到了既能入乎其里，又能超乎其上。对许多人所共知的问题，作者也能从理论的层面予以抽象的分析，从而得出别致而又颇具说服力的结论。如在谈到人们熟悉的汤沈之争时，作者认为：
历史地看，国剧文本与舞台的距离，来自于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文人与同样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演员之间，地位与审美趣味之间的巨大差异。即使将目光集中于汤沈之争，这样的差异也同样潜藏在背后，以往的论者多半只看到以沈为代表的吴江派过分地讲求格律，必然有碍于作品情感内容的自由表现的一面；没有看到汤显祖所倡导的艺术理念，有着太重的文化贵族气息。为了追求文采工丽，不惜牺牲剧本文辞的音乐性，拒绝向演出舞台妥协，实际上也是拒绝向观众妥协，人为地使文人的案头剧与优伶的场上剧之间的距离扩大了。
《中国戏剧艺术论》正是在充分了解古代戏剧历史的基础之上，从较高的理论层次予以阐发说明，从而完成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对具体的艺术现象，论者总能从其发生、演进的历史轨迹中洞见其逻辑的线索和脉络。或以“史”带“论”，或“考”、“论”结合，“史”中有“论”，“论”中有“史”，显示了研究者严谨、踏实的学风。
通观全书，论著堪称独树一帜、新见叠出。如关于“国剧”的“正名”、“真实”与“正确”以及有关戏剧的第一本质在于表演等论述，均颇富新异。究其原因，正在于研究视角的独到和研究资源的宏富。得二者之助，论者不仅走出了古典戏曲的局限、走出了中国戏剧，以世界“大戏剧”的眼光审视我们的“国剧”艺术；而且走出了中国戏剧历来的“感性”研究传统，从理论乃至美学的层次进行深刻的透析。两出“庐山”，两度新异，以往的“远近高低”在这里又别是一派山川，中国戏剧的“庐山”真目，似乎离我们更近了一些、更清晰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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